辽源市

可见，儒学的道（体）、学（文）、政（用）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儒者的普遍性精神追求。

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故孔子曰：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

汉代采用的独尊儒术方略，其实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确立国家的典章制度、治理方法。《白虎通义》不完全是一部国家政典，也不纯粹是一部经学学术著作，而应该说是汉代经典和政典的结合。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28)应该说，天的意志其实就是表达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文化思想，士大夫无非是希望严格要求帝王，让他们能够按照儒家的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理念去要求自己，成为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君王。(20)《白虎通义》中《谥》一章也对帝王作出政治责任、道德义务的引导： 谥，何也？谥之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

由于儒家经典与帝国政治的结合，既强化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功能，又增加了帝国政治的文明元素，为中华儒教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础。《钩命决》曰：三皇步，五帝趋。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

《孟子》一书中就提出了性善、良知、良能、尽心、知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佛道思想的刺激，宋代士大夫也特别关注心性之学，他们希望具有从容洒落的人生，表达出宋代士大夫关于个体人格的精神追求。在两宋诸多不同以地域命名的学派中，包括泰山学、涑水学、百源学、荆公学、濂溪学、关学、洛学、蜀学、湖湘学、赣学、闽学、浙学等等，各个学派均是以传承孔子、弘扬儒学为旗帜，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差别很大，究竟谁才是儒学的正统？宋学思潮经过较长时期的学术思考和理论建构，不同学派的学术体系已经成型，他们的思想差异、学术分歧也日益明显。早期儒家思孟学派的著作，如《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加上《孟子》，就包含了丰富的内圣、德教、心性等学术资源。

但是，宋儒的《四书》学之所以不同于汉儒的《六经》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就在于二者在内圣人格与外王事功、价值理想与国家治理、心性修养与礼法制度的关系问题上，哪一方是处于更为优先、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地位。[17]所以，叶适特别不赞成程朱一派对道统的解释权，认为这是一种以观心空寂名学的道统论，他在自己撰写的《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特别将吕祖谦列入到道统的最后一个接续者，确实是大大弱化了程朱主导的道统论，而将浙东学派的地位作了提升。

道统论的提出就和这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相关：究竟哪一家思想教义才是中国思想文化正统的代表？可见，由于儒、佛、道三教并起而地位未定，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大讲道统论，就是基于佛老思想大盛的文化挑战，他们强调只有儒家才是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希望重新确立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这正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不断上升和日益强化的体现。学者迷统绪，扰扰徒外驰。与此相关，这些不同学派和学者均明确提出自己的道统论，并坚持自己认可的儒家之道的思想核心、授受脉络和经典文献。在宋儒看来，这些具有最高政治权力、创造巨大事功的政统代表人物，其实无一不是缺乏君道的帝王，故而政统总是严重背离道统。

宋儒在建构道统论的时候，特别重视治、教合一的政治目标，他们推动君主主导的治理和儒生主导的道统的合一，希望以此达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目标。[2]韩愈强调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从尧舜传之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其实是强调儒家仁义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根基。韩愈的道统论和文以载道论，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复兴儒学的文化主体意识，对宋代理学思潮的勃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见，汉唐儒家强调《五经》体系的道统论，而两宋儒家强调的是《四书》体系的道统论。

程颢逝世之后，程颐作《墓表》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如张栻弟子彭龟年对本学派先师会特别推崇，强调张栻为周程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他在《輓南轩先生》一诗中写道：世无邹孟氏，圣道危如丝。

唐宋变革过程中的宋代士大夫群体能够以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姿态进入历史舞台，强化了他们以道的承担者身份的使命感，也进一步使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发生重大变化。[20]道学、政术为二事其实就是指政统与道统的分离，这是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士大夫面对的政治困局，这一点，也为强调道统论的宋儒所关注。

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从《四书》中挖掘自己的心性论思想资源，使早期儒学的内圣、德教、心性之学的资源得到了极大开发。在儒学复兴、理学大盛的形势下，宋学思潮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学术主张各异的不同学派。他们将《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从中唐韩愈的《原道》，到南宋朱熹的《四书》诸序，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思想探索和历史建构，一个系统而完整的道统论终于成型。到了北宋，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普遍的社会思潮。

《中庸》一书就提出了未发、已发、慎独、尊德性、道问学、道中庸、极高明等等。这里，中的关键不再是礼法制度的中和、合宜，而是所谓的人心、道心的心法。

他说：孔子哀先王之道将遂湮没而不可考而自伤其莫能救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道统授受的心法。

[14]叶适的道统论仍然坚持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即以尧舜、文武、孔子的授受谱系、以《六经》为经典文本、以政统教的思想内涵。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的文化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积极推动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其实正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

《五经》体系道统论确定的道统代表人物是上古圣王，他们均首先是有位的王者，如果离开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就不能够成为道统的主体。所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儒家内部的诸多流派中，究竟哪一家才是儒家的思想正统？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新的儒学形态正在走向集大成阶段，儒家内部诸多流派的思想差异更加鲜明，他们不断展开激烈的学术争鸣，宋学思潮中究竟谁是儒学正宗的问题日益突出。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南宋朱熹对政统与道统分离的政治困局非常失望，他经常严厉批判汉祖、唐宗以来的政统，他说：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都只在利欲上。

[13]参阅何俊：《叶适论道学与道统》，《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

君固未信，质于余，余为言学之本统，古今伦贯物变终始，所当究极。所以，那些制作《六经》的三代先王，他们既是政治主体，又是文化主体。

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士大夫以教为本，希望治能够依托于教。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提出并努力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诠释《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鲜明地表达了宋代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18]苏费翔、田浩著：《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第94页。一、儒、佛、道并起，谁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儒家道统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发展于两宋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儒家均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从先圣先贤那里寻求思想依据，以解决现实政治和文化问题。韩愈的道统追溯，就是为了明确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的根本区别，即如他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北宋道学家张载就表达有关政术与道学分离的忧患，他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针对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就提出了祖述尧舜的道统思想。所以，在《四书》以后的时代，主导中华文明的儒家士大夫，他们首先是文化主体，同时也应该是政治主体。

[21]朱熹：《答陈同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陆九渊仁义礼智源于人心四端，可见他关于心即理的重要思想，就是以此为其理论基础。

朱熹及其宋儒以体与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辨方法对这一些心性论资源作出本体诠释。[12] 浙东学派叶适则提出另一种类型的道统论。